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境内的白带山下，距市中心70千米，东接上方山、西俯拒马河。云居寺占地面积7万多平方米。由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唐辽塔群构成我国古代佛教文化一大特色。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经过历代修葺，形成五大院落六座殿宇。两侧有配殿和帝王行宫、僧房，并有南、北两塔相对。寺院依山而建，规模非常宏伟。云居寺是佛教经籍荟萃之地。寺内珍藏着石经、纸经、木版经，这三经号称三绝。

【高僧静琬刻石经】

房山石经创始于隋唐高僧静琬。静琬（？～639），是北齐名僧慧思的弟子。慧思鉴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灭佛产生的严重后果，为了防止佛法在今后大规模的灾难中遭到毁灭，有意刻石藏经，却始终未能实现夙愿。静琬秉承师意，立下宏志，决定将镌刻石经的重任付诸行动。隋大业年间（605～617），他来到涿州白带山，开始开凿石室，刻造石经。此事一开始就受到隋代皇室的支持。白带山智泉寺以隋文帝谕命修建的舍利塔而著名。静琬来此镌石藏经后，又得到隋炀帝皇后萧氏的支持。

静琬刻石一直持续到唐初贞观年间。经过三十来年的努力，到唐贞观十三年 （639）静琬辞世之前，完成了《维摩经》、《胜鬘经》以及《华严经》、《涅槃经》等经石146块，计佛经12部。静琬在《贞观八年题记》中嘱咐后人：“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表明刻经目的旨在法难佛经无存后，能再次发掘出来作为底本，使佛法重传于世。为了妥善保存，静琬将刻好的石版均密藏在开凿的石室之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同时又在其地构建云居寺，既便于刻经持续相传，亦利于随时弘扬佛法。

云居寺牌坊

云居寺山门

藏经洞

开山祖师静琬像

【后世传续不穷】

静琬圆寂之后，其徒玄导、僧仪、惠逻、玄法等人依次相承，在云居寺继续石经刻造，“凡五代焉，不绝其志”。这也得到唐代统治者的认可与支持。唐代中期，唐玄宗之妹金仙长公主嘉叹于静琬师徒的事迹，再次予房山刻经以大力资助。开元十八年（730），金仙长公主奏请赐给云居寺新旧译经四千余卷，作为僧俗刻造石经的蓝本，又将寺旁的麦田、果园、林木等，皆赐给云居寺作为寺产。随后，金仙长公主又捐资重修、扩建云居寺。由于受到皇亲贵戚的重视，唐代云居寺的影响随之增大。

五代战乱时代，云居寺多有损毁，刻经工作也陷于停顿。辽统一北方后，刻经又渐有起色。辽穆宗应历（951～968）年间，僧人谦讽立志重兴。他一方面努力吸纳崇教信众的捐助，更重要的是，他又设法争取到当朝契丹贵族的参与。辽代石经的正式续造，始于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前后。辽中后期，统治者奉佛之风日盛，石经刻造也在皇室的支持下复兴，并很快达到新的高潮。在辽圣宗、兴宗、道宗三帝的持续资助下，云居寺续刻了《般若经》后80卷和《大宝积经》等大量佛典。先是辽圣宗“赐普度坛利钱，续而又造”，继由辽兴宗赐钱造经，随后又有相国杨遵、梁颖等经辽道宗奏准续刻，共完成刻石187帙。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正月初一，通理在云居寺内大放戒坛，前来受戒者“叵以数知”，一直持续到暮春时节，共募集银钱万余镪，交其弟子僧录善定主持石经续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共刻“碑四千八十片，经四十四帙”。通理另一弟子善伏，又与善定募捐善款，将辽代所刻石碑，全部妥善秘藏于寺内地穴。至此，辽代石经刻造告一段落，取得了 巨大成绩。总计辽代官方与僧俗续刻石经，数量多，内容丰富，总量几乎占云居寺全部石经的三分之一。这与辽历代帝王尤其是辽道宗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金代以后，房山石经续刻数量不多，但仍在持续。金代僧俗四众在云居寺刻造佛经多种，如张企徵与其妻萧张氏出资助刻的《妙色王因缘经》、《八部佛名经》等佛经十余种，又有皇伯赵王、汉王所刻《增一阿含经》与《杂阿含经》等。尤其是僧人玄英与俗家弟子史君庆、刘庆余，自天会十五年（1137）至皇统九年（1149）间，共刻造《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等密宗经典39帙。玄英又刻造《藏经总经题字号目录》，为后人了解金天眷三年（1140）之前辽、金二代云居寺续刻佛经的总体情况，提供了可靠资料。

云居寺内的石经板

【明清相谜受尊崇】

明清时期房山石经刻造基本停止，但云居寺仍得到统治高层的关注，有利于石经的保存与传承。明朝建立后，行童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听闻石经之事迹，特命人前去视察。洪武二十一年（1388）正月二十一日，随侍燕王朱棣的高僧道衍禅师（即姚广孝）奉旨前去瞻观。道衍向朱元璋报告了有关情况，并撰诗纪事。

明神宗万历年间，又有高僧德清与达观发掘出云居寺秘藏一千余年的佛舍利，经皇太后虔心斋供后回藏，成为轰动一时的佛教界盛事。两人发现云居寺舍利，时在万历二十年（1592）。当时德清访达观 真可于房山上方山，久闻石经山盛名，遂邀结同游，巡礼静琬所刻佛经。他们在清理雷音洞时，发现了秘藏多年的石穴，其中藏有隋大业十二年（616）静琬大师所置石函。请出细观，发现石函内套银函，银函内再套金函，金函中又有小金瓶，“中安佛舍利三颗，如黍米，颜红色，如金刚”。德清、真可请人奏于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受到内廷高度重视。佛舍利是重要的佛教法物，云居寺在北方佛教界的名声，随之大振。时静琬塔院为寺僧所卖，德清、真可等以皇太后所施斋供赎回，还得到中贵杨廷及其弟子法灯等人的鼎力相助。明末万历、天启、崇祯年间，南方籍官员、居士集资刻经，由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书额“宝藏”，藏于雷音洞新开洞窟中，最终结束了石经刻造事业。

明亡清兴之后，房山石经仍得到朝廷的关注与重视。清初经超古、僧广二位大师的住持修复，继续保持香火鼎盛的繁荣局面。广大信众施舍钱粮，买山置地。乾隆二十一年（1756），进士出身的翰林院编修博明撰文，书于碑石，为寺庙的传承与石经的保护提供稳定可靠保障。后来嘉庆帝又两次游幸云居寺，御题《云居寺瞻礼二十韵》和《再游云居寺》两诗，立碑于寺内弥陀殿院。

延续千年的云居寺刻经，既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珍贵而稀有的奇葩，有“北京的敦煌”、“世界之最”等美誉。云居寺现已成为佛教经籍的荟萃之地，寺内珍藏着石经、纸经、木版经，号称“三绝”。经历代王朝支持刻造而成的云居寺石经，迄今得到妥善保护和珍藏，焕发新的生机，展示出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

云居寺内庋藏的《龙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