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聚焦

玉树民间素有“东三县的舞，西三县的歌”之说法。其中东三县的“卓舞”历史悠久，最为典型。玉树县“卓舞”主要分布在新寨村和察来村；囊谦县“卓格玛”主要分布在香达镇、白扎乡、吉曲乡；称多县“卓舞”主要分布在白龙镇上庄村、下庄村。其风格粗犷豪放，造型形象传神，韵律优美生动，内涵含蓄隽永。 “卓”是藏族对以舞为主的歌舞组合形式的泛称。“卓”的概念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据专家考证，它的早期形式与吐蕃时期的“盟誓”活动很有联系。盟誓的行文一般较长，不太注重文字修饰，不易歌唱，但能朗诵。在宣布誓言时，为了充分表达感情，往往辅以手舞足蹈之态。在此基础上演变成以舞蹈为基本元素的艺术形式，便称为“卓”。 “卓”产生于游牧社会，早期除泛指拟兽舞、拟鸟舞之外，主要还指原始锅庄舞。它是一种氏族部落娱神的祭坛礼仪和与盟誓文化有关的舞蹈形态，故而当时的跳法比较拘谨，多垂头俯胸、束手而舞、情绪沉闷，宗教色彩很浓。卓舞在早期文化活动中不断扩大转化，还发展为牧民歌舞和藏区各地各种鼓舞形式。然而在今天，卓舞的概念是泛指以舞为主、歌舞结合、歌时少舞、舞时不歌...

关于於菟舞的来源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於菟是古羌遗风。因为，古羌人崇拜老虎。尤其是在今天四川、云南的纳西族、白族、彝族，这些与古羌人有血缘联系的民族崇虎的现象尤甚。甚至，云南楚雄著名的彝族哀劳山跳虎豹习俗与年都乎村跳於菟的文化基因如出一辙。也有人认为於菟舞是随历史的变迁从江南楚地或楚人后裔巴人住地流传而来，在村民祭山神习俗中，传承沿袭保留至今，是楚风舞蹈的活化石。 《左传·宣公四年》中载：“楚人为乳谷，谓虎於菟。”於菟是楚国令尹子文的字。传说他是一个私生子，被遗弃在云梦泽畔，幸被一头母虎哺育长大，故名为谷於菟——当时楚国称老虎为“於菟”，称哺乳为“谷”，谷於菟的意思就是吃老虎奶长大的。 “於菟”这个词为何会出现在距楚地千山万水的青海高原，并且还成了一项祭祀仪典的名称呢？为解决这一疑问，我们必须进入年都乎村，进入这一仪典的核心。年都乎位于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北部，村名的意思是“霹雳闪电”或者“凶险之地”。村民以土族为主，他们自称“霍尔”。“於菟”研究学者乔永福先生认为，在汉人不断移民此地的过程中，一批拥有楚文化背景的移民带来了...

关于安昭舞的来历，民间传说颇多。有的人认为它是鲁氏太太降王莽时，为了迷惑王莽而跳的一种舞蹈。也有人的认为，跳安昭舞是“土族人民为了礼赞山川神的恩惠，歌颂先民的业绩，祝福土乡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牛羊肥壮等为主要内容，以歌舞的形式抒发土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还有人认为，“古时，人们从事群体狩猎生活。围着自己的猎获物在欢呼、雀跃，抒发自己无比喜悦的情感，表现顽强剽悍的性格，象征丰收和胜利”。孰是孰非，不得而知。不过，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安昭已经成为土族人民自娱自乐的一种重要方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每当欢度佳节、庆祝丰收和举行婚礼时，人们便聚集到庭院里或打麦场上跳安昭舞，呈现出一片喜庆景象。表演时，在场院中间燃起篝火，老少皆着盛装，按男在前女在后的顺序围火堆成圈，由一人领唱，众人唱和，翩翩起舞，直至深夜。安昭舞的基本动作是：先弯腰，而后前进，迈第一步的同时双臂向右摆动；迈第二步时又向左摆动；迈第三步时左脚高跳，随之两臂上举并向右转体一周，即完成一组舞蹈动作。如此循环往复，绕场歌舞跳跃，尽兴方止。

河湟社火崇尚民风民情，舞、扭、唱、说、做，一切顺从自然，不刻意编排，不强求文雅。通俗地表情达意，自由地唱念做打。表演追求大众化、平民化，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内涵丰富，意趣简洁。如旱船、高跷、高台、龙狮、金钱棍、滚灯、四片瓦、八大光棍、拉花姐、拉牦牛、打哈熊、大头罗汉等节目虽然简单，但意趣横生，颇受群众欢迎。由“灯官老爷”、“马报子”、“哑巴”、“胖婆娘”、“卖膏药”、“货郎”、“忘辨”、“傻公子”等组成的“社火身子”负责社火中的串场，更增加了社火表演的欢快气氛。青海社火“身子”的扮相、服饰、举止、道具，崇尚原始古朴，不求精巧细腻，只求强劲粗犷。大红大绿地搭配颜色，大黑大白地制造反差，大唱大扭地产生效果。锅灰抹面，朱砂涂唇，厚施粉黛，大涂胭脂，翻穿皮袄，倒戴纱帽，活脱脱一群远古游民，体现出发自远古的文化意趣，传达着古拙而旷达的精神风貌。青海社火的说词、唱词、演词、祝词、祷词，清一色百姓语气，俚语连珠，妙趣横生。 河湟社火的出行讲求雄浑、壮美，阵容庞大，浩浩荡荡。走乡串村表演，前有报子通信，后有马队（类旌旗仪仗队）排阵。灯官老爷坐镇指挥，火炮...

据考古发现，在青海省都兰县发掘出的土族先祖吐谷浑墓葬中就有类似盘绣的刺绣品。由此可以推知，在4世纪左右，盘绣工艺已经发轫。土族盘绣在1000多年的传承中，形成了民俗学、美学等多种价值。 互助县东沟乡地处祖国西部，境内山峦耸立，江河奔流，湖泊棋布，自然景色雄浑壮丽。数千年来，居住在这里的汉、藏、土等各族人民在共同开发这块土地的同时，创造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灿烂文化。刺绣艺术便是这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与国内其他地方的刺绣相比，互助县东沟乡的土族刺绣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对一名土族女子来说，刺绣是其一生中的必修功课。土族女子出嫁前，首先要在娘家办一个土族刺绣个人展，将自己绣制的衣服、配饰、鞋袜等向娘家人一一展示，然后还要在婆家利用新婚庆典之机，向婆家人、庄邻和亲戚朋友们展示自己的绣品，并赠送婆家亲人自己亲手绣制的物件。土族女子有了自己的儿女后，又会花费十几年的时间，把刺绣技艺悉心传授给女儿。如此历经上千年，形成了土族刺绣特有的“气质”。

10世纪末至13世纪初，是整个藏传佛教“后弘期”，是藏传佛教美术的转变期，也是热贡艺术的发源时期。这一时期，日渐民族化的藏传佛教已经取得了广泛信仰。因此，作为其形象说教的藏传佛教美术，也开始自觉地从外来风格向符合本民族审美习惯的方向转变。转变期的藏传佛教美术遗存比较丰富。就绘画而论，如阿里古格王国的《历代赞普和王子世系像》壁画，造型质朴，设色单纯而稳重，呈现出浓厚的西藏高原文化色彩。另外，还有日喀则那当寺的《那当建庙喇嘛》、《滚嘎吉泽喇嘛》等富于装饰风味的唐卡。 热贡艺术也发源于雪域文化的中心西藏地区，但主要有先后三方面渊源：一是藏拉多的年智合尖措三兄弟在尼泊尔学画后到安多热贡定居传播佛画艺术；二是在四五世纪时萨迦派智合那哇及其徒弟们在热贡地区传播佛画艺术；三是1710年桑俄才培修建拉卜楞寺时，他的曼唐派画法传入热贡地区。所以渊源的不同使热贡艺术的画匠们有各自的特点。 热贡艺术不断走向外部世界，艺人们在早期长年累月地到处作画，足迹遍及青、藏、甘、川、新疆和蒙古地区，以及印度、缅甸和尼泊尔等国，广泛接触西藏塑绘、甘孜木刻、敦煌...

湟源排灯由来已久，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山、陕商家羡慕当地民族贸易的繁荣昌盛，举家迁来，将内地的先进文化艺术带到湟源，有力地促进了湟源的经济发展。据传，当初街市商家为了在夜间招揽顾客，纷纷制作商号广告牌灯箱，在里面点燃蜡烛，挂在商号大门上，这种广告灯箱逐渐发展成了有底座、图案，形式多样的广告牌。比如，山西秦天锡商号首先在自己商铺悬挂的“门灯”，陕西长安的张永福挂出的“转灯”，形式新颖，格外醒目。光绪时期，京津洋行从苏杭购回纱灯、宫灯、彩灯，悬挂在洋行里外，为湟源的排灯发展又增色不少。到了民国时期，富商马有德请丹邑著名木匠李华专门制作吊灯百余架、排灯5架，摆放在关帝庙和城隍庙门口。至此，各商号、店铺、厅署机关、单位纷纷仿制，制作的灯有扇形、椭圆形、梅花形、卧桥形以及横跨街道的大型排灯，使湟源的排灯逐步热闹起来。 湟源排灯首次正式出现于道光九年（1829），当时湟源商业特别兴盛，青海、西藏及内地各省商客云集湟源。人民生活富裕、安居乐业，而且正逢清政府设立丹噶尔抚边同治，并在当年正月元宵节展出了过街排灯。 湟源排灯鼎盛时期是在民国初年...